黄宜华

江苏省数字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

江苏鸿程大数据研究院院长

当今世界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动荡不定，国内经济处于下滑的困难之中，使得国家与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决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宏观到微观，管理决策者常面临多重目标相互冲突、短期压力与长期愿景难以兼顾的困境，导致诸多决策失衡，进而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不少紊乱和损害。

新的一年，政府与全社会都在探讨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的原因并寻找尽快恢复经济的对策。个人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固然因素众多，但多年来在诸多方面的管理决策失衡，负面效应不断累积和叠加，造成社会经济秩序持续失衡和运行低效，可能是经济下滑的首要因素。在此背景下，我们如何才能寻找破局之道?

令人欣慰的是，应对这些现代挑战，东方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可为我们提供重要启示与明确答案。东方“执两用中”的传统智慧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共同指向在矛盾中寻求和谐、在动态中把握平衡的核心理念。而现代系统科学与数据科学，则为这些理念提供了可量化、可计算、可操作的实现路径。

本文通过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衡哲学、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及现代科学中的系统优化与数据科学技术方法，探讨科学精准化管理决策的理念和方法论。进而，审视当前我国在诸多领域存在的决策失衡现象及其社会成本，在融合传统智慧理念与科学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推进政府科学精准化管理决策的建议。

卓越决策的底层是卓越的思维模型。东西方文明在面对世界固有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时，不约而同地发展出了以“平衡”“统筹”“和谐”为核心的思维范式，为我们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了最宝贵的智慧。

从中国“执两用中”的传统智慧，到马克思“对立统一论”，再到“多目标优化”的科学方法，古今智慧在“如何应对复杂性”的问题上一脉相承，共识高度一致。它们共同指出：优秀的管理决策，绝非寻找单一目标的极致化，而是在深刻理解系统内在关联与约束的基础上，于多重目标、多元价值、多方利益的整体系统中，寻求能激发系统最大整体活力与可持续性的动态最优均衡点。这为我们诊断当今的现实问题、构建有效解决方案，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技术方法。

1. 传统哲学文化：

“执中致和”的系统平衡观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文化最精髓的智慧之一，就是系统观与平衡观，始终强调整体性、关联性与动态平衡性的系统观。它拒绝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倡导系统协同与和谐平衡。

（1）《易经》动态平衡的智慧：《易经》作为群经之首，其核心思想是 “动态、系统的平衡和谐” 。它通过一套符号系统与义理阐述，揭示宇宙万物的不断变化（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宇宙的根本法则（道），就体现在阴阳两种对立统一力量的持续互动与转化中，以此达到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平衡和谐状态。《易经》的一个“乾”卦（潜龙勿用，见龙在田，终日乾乾，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即教导我们一个普遍适用的大智慧，无论是国家、企业和个人，在不同阶段都必须有正确的认知与行为，应懂得平衡适中、物极必反的法则与规律。“否”极“泰”来、“既济”“谦”卦等，都阐述了阴阳转化与交融、平衡和合的智慧思想。

（2）儒家的“中庸”之道：儒家将“中庸”奉为至高德行与决策智慧。“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这里的“中”，并非“二一添作五”的简单折中，而是在深入洞察事物“两端”（过度与不足）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境，选取最平衡适中的“度”。孔子强调“过犹不及”，反对任何极端化倾向。儒家这种“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智慧思想，要求决策者具备全局视野和精准判断力，在多元利益与目标间，寻觅系统整体和谐、统筹平衡的点。

（3）道家的“阴阳和合”论：道家思想从宇宙论奠定平衡哲学的基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世界是由阴阳相互对立、依存、转化的力量构成的统一体。理想的“道”是两者在动态互动中达到的“中和”状态。这种思想强调，矛盾是内在、永恒和生克消长的，关键不在于消除一方，而在于认识到其对立统一性，促进其达成辩证的统一。道家思想提出的“道法自然”，就是要遵从自然与社会的客观规律，发挥系统的自组织与整体平衡能力。

（4）“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将人类社会活动视为宏大宇宙系统的一部分，体现了人与自然、万事万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关联，体现了鲜明的系统观和整体论。中医理论就是“阴阳和合、天人合一”等哲学思想，在生命健康上的具体应用实践。中医将自然环境中的万事万物，以及人体系统的五脏六腑与精神情志，进行抽象分类和关联，并以此演化出中药、针灸、按摩、导引等有效医疗保健方法，并始终以“热则寒之，寒则热之；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辩证思想，将恢复生命系统平衡作为最高的治疗准则和方法论。社会管理决策其理同此。

2.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对立统一动态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分析复杂社会系统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它与中国传统平衡智慧产生深刻共鸣，并赋予更强的实践性。

（1）矛盾运动变化与对立统一规律：这是辩证法的核心，与中国传统“阴阳和合”思想高度契合。它指出事物内部都包含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和运动变化的矛盾双方。矛盾是普遍的，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决策者必须正视矛盾（如效率与公平、环保与经济），以辩证观和整体观，在矛盾纷繁复杂和不断变化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先抓主要矛盾，去精准调控和化解矛盾，促其向有利于发展的方向转化，最终实现整体统筹平衡。

（2）质量互变与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两大规律警示决策者需关注平衡的“度”与发展的“节奏”。量变会引发质变，决策需根据事物的发展阶段，及时动态调节不同目标的权重与阈值，避免僵化教条地固守某一目标，以此保持系统的整体最优和平衡有序。例如，经济通缩或通胀时，需降息宽松或收紧货币，通过金融货币政策调节手段，随时平衡经济系统。同时，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平衡是动态的、前进的，这要求政策具有预见性和阶段性，防止系统在僵化平衡与崩溃失衡两极间剧烈震荡。

3. 现代科学方法：

基于数据科学的优化决策

现代科学用精确的数据/数学模型和计算工具，将古老的平衡哲学转化为可操作、可验证的科学方法，实现了从“定性智慧”到“定量科学”的提升。

（1）数据科学与系统科学：数字化时代，各类社会经济活动，都呈现为数据信息的表征和综合分析决策。数据科学为科学精准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将宏观哲学思想转化为微观算法模型工具，帮助我们通过数据分析建模，实现科学精准化决策。系统科学认为，一个健康有活力的系统处于一种动态稳定的非平衡态，这精确描述了“动态平衡”的科学内涵。它主张从整体、关联、演化的视角研究系统，作出整体系统性决策。数据科学可为系统科学提供支撑。例如，通过数据建模，模拟政策干预效果，为社会经济系统提供“政策实验”。

（2）多目标优化与帕累托最优：这是将“统筹兼顾”思想理念数据化与数学化的核心方法。通俗地说，帕累托最优是指，面对多个相互冲突的目标时（如经济增速、环境质量、社会公平），不能走极端选择某个单一目标，也不可能“既要又要还要”追求所有目标同时最优，而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和偏好，寻找多个目标之间的统筹平衡和整体最优。例如打网约车，需要根据个人情况和偏好，权衡时间要求和性价比，不可能既想又快又好地坐高档车，又想车费最便宜。所有不同偏好下的最优解（“帕累托前沿”），构成科学决策的 “效率边界”，可清晰体现多目标间的权衡与选择。例如，需在疫情防控与社会经济运行、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结合实际情况变化，动态调节和寻找最佳平衡点，避免僵化固守某个极端。

自然生态、国家社会、乃至个体生命，是否能健康有序并持续稳定运行，本质在于能否保持整体动态平衡。一旦失衡，系统将出现紊乱、停滞、衰弱甚至崩溃。因此，任何管理决策都必须考量多个目标相互间的整体作用与影响，追求系统的整体平衡和稳定可持续发展，这一准则与党和国家的高质量可持续科学发展观高度契合。

尽管拥有丰厚的古今智慧与现代科学方法，但在急速转型与多重压力叠加的当代中国，管理决策偏于粗放并仍常出现偏差，失却了“统筹平衡”和科学精准化原则，陷入某种 “决策失衡”。这些失衡是理念导向偏离、系统复杂、认知局限、与激励扭曲共同作用的结果，已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切实的损害。

1. 主要表现：

六种典型的决策失衡

（1）“导向偏离”式决策失衡：理念导向决定发展方向。当前的管理决策中，常因理念认知或局部利益驱动等各种因素，导致理念导向的偏离，进而导致政策失衡。例如，政府是否保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否坚持“以民生需求为导向”、国企民企能否真正获得同等对待、如何平衡“国、企、民”三者收益与地位，会直接影响后续政策方向。政治经济需齐头并进，国强民富要统筹兼顾，社会治理要宽严相济，开放宽松与严厉监管要平衡适度。重大决策一旦偏离科学合理的导向，由于自上而下、层层传导的系统性，一旦偏差会难以及时修正，易带来重大紊乱和损害。

（2）“单一指标”式极端施策：过度依赖或片面追求单一指标（如GDP、财政收入、环保安全等），虽能在某个点上取得极值，却容易物极必反，破坏多目标间的协调关系与整体效益。为了数字好看可能上马高污染项目；为了极端追求环保和安全，可能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企业生存；为了城市秩序和美观，可能忽视民生和商业繁荣；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可能推高资产价格，积累金融风险；过度强化基建投入，可能忽视民生消费；过度管理和过度问责，造成避责躺平不作为，导致政府与社会运行阻滞低效。

（3）“一刀切”式僵化执行：过度管理和过度问责之下，为了避责或追求KPI指标，政策常陷入层层加码和“简单一刀切”的僵化执行，政策制定与执行过急、过猛、过紧，对于存在的矛盾，缺少以时间换空间、软着陆式的平缓过渡，导致社会经济出现大幅震荡。例如，不顾地区差异、行业特点与企业实际情况，采取简单粗暴的“一律关停”“全线禁止”；取缔教培在很短时间内造成全国超过数百万人员失业。这本质上是以行政控制效率取代了经济与社会运行效率，用表面的“平衡”掩盖了表面的矛盾和实质的“不平衡”。

（4）“运动式”的脉冲治理：平时疏于监管、问题累积，待到矛盾爆发或上级关注时，则以高强度进行暴风骤雨式的集中整治。如某些领域的“突击检查”“集中清零”行动。这种方式虽能短期见效，但破坏了市场和社会预期的稳定性，且往往因用力过猛产生大量“误伤”和“后遗症”。运动过后，常态化监管机制未建立，系统很快又滑向无序，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政策变化大、稳定性和连续性下降，带来巨大社会成本。

（5）“合成谬误”式政策内耗：由于缺少统筹或部门利益驱动等因素，不同部门与不同层级间缺少统筹协调，政策相互矛盾抵触，单个看似合理的政策叠加后，产生互相抵消甚至南辕北辙的效果。例如，可能财政部门鼓励投资而税务部门加大收缴；产业部门鼓励发展而环保安监部门加大监管；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与僵化的国有资产管理、人才制度形成掣肘。这种管理部门间缺少统筹协调，导致政策体系“内耗”，极大地损耗国家的治理效能和改革动能，使社会经济远离帕累托最优，甚至陷入低效和停滞。

（6）“僵化教条”与形式主义：在追求“单一指标”“一刀切”、层层加码、过度管理与过度问责之下，为避免担责，或应付硬性形式要求与KPI指标，导致当前政府和社会出现十分严重的僵化教条和形式主义。人们会只顾形式正确，不顾实质好坏，明知不好不妥，但迫于教条和形式主义，也为避免追责，仍继续执行。例如，疫情期间因极端过度防控，急症病人无法就医抢救，导致多起死亡悲剧。全社会重形式、轻实效，耗费了大量不必要的时间成本和社会资源，社会运行极度内耗和低效，引致社会经济秩序紊乱阻滞与整体效益下降。

2. 深层影响：

社会经济系统熵增与活力耗散

上述决策失衡的后果，导致了社会经济系统无谓的“熵增”——即紊乱阻滞和无效能耗的增加，耗散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活力，也会因此而重创社会经济发展。

（1）经济代价：资源错配与创新抑制。决策失衡和“一刀切”“运动式”治理，不能及时动态调整变化、解决主要矛盾，会严重扭曲正常稳定的发展秩序，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紊乱内耗、运行阻滞，并导致生产要素无法流向最具效率和创新力的领域，造成巨大资源浪费。“合成谬误”失去整体层面的统筹协调，大幅提高了制度性交易成本，迫使企业将大量精力用于应对不协调的政策，而非用于技术与市场创新，抑制社会经济创新活力，使社会经济运行滑向低效、内耗与僵化。

（2）社会代价：信任损耗与共识撕裂。决策失衡与简单粗暴的施策，会损害不同群体的合法正当权益，且往往缺乏公正透明的补偿与沟通机制，导致不满情绪积累，侵蚀政府公信力。例如近期的电动车新规，为了强化安全，忽视了民众的实际需求，失去了安全监管与民众需求之间的统筹平衡，因而遭致民众的广泛舆论批评和实际拒购。此外，忽左忽右的极端政策，加剧了公众对未来预期的焦虑。不同群体因政策失衡而利益对立，社会共识难以凝聚，合作基础被削弱。信任、共识等降低社会运行“摩擦力”的关键“负熵”被严重耗散。

（3）长远代价：系统脆弱性与风险累积。“单一指标论”和缺乏统筹的决策，犹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往往掩盖了深层结构性矛盾，甚至以未来更大的风险为代价换取眼前效益。例如，新冠疫情后期的过度防控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为了极度追求健康安全的单一指标，忽视和严重扰乱了全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失却了健康安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统筹平衡，长时间累积之下造成了对社会经济的持续重创。决策失衡所带来的社会经济下滑，生态环境透支、金融风险积累、社会韧性下降，使整个社会系统变得更加脆弱。尤其是，“一刀切”走极端式的决策失衡，所造成的社会整体效益损失，远超追求单一目标所得收益。

多年来诸多领域不同形式的决策失衡，多年不断累积和叠加，已造成了较大的社会成本和负面影响，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持续重创和损害。个人认为，这已成为导致今天经济下滑的主要因素。在内外诸多因素叠加共振之下，当前，地方政府普遍财政困难，各类投资与社会消费持续下滑，大量中小企业与服务业极为艰难甚至濒临倒闭，大中型企业也出现困难加剧的趋势，社会就业下滑，失业持续增大。

决策失衡，表面看是技术问题，深层次则是理念导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偏离了现实社会需求的体现。它反映了管理决策者系统思维与辩证思维的欠缺，对“平衡”的理解停留在静态、机械层面；也暴露了政策评估与问责体系的不完善，未能有效激励长期、整体、包容性的政策产出；更凸显了科学决策方法与数据支撑的不足，使得面临艰难权衡时，难以进行精确的风险收益分析和精准决策。

面对挑战，我们的出路在于将深厚的传统智慧与前沿科学方法深度融合，推动管理决策从“经验主导”向“精准决策”转变。这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深刻的治理理念提升与文化变革。

1. 理念重塑：

确立“统筹平衡”的决策理念

（1）弘扬“执中致和”的新时代内涵：在全社会特别是各级管理决策者中，倡导和普及“执中致和”的传统哲学智慧思想及现代的系统思维、辩证思维与方法论。管理决策中，即使缺少定量分析决策工具，也必须树立和时刻保持明确的统筹平衡、精准决策理念，在相互冲突条件下寻找整体系统最优，而非局部或单一指标最优，抓主要矛盾的同时，要避免“简单一刀切”和走极端。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把握好“执两用中”的原则与“宽严相济”的尺度，“治大国若烹小鲜”，发挥社会经济系统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避免过度干预，避免把社会经济管僵管死；将“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生态的长期动态平衡与协调发展”作为评价决策的根本标尺。

（2）强化“敬畏规律”的科学决策观：决策必须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经济、社会、自然规律）以及“通变达权”的思想基础上。老子曰：“不知常，妄作凶”。这意味着要深入研究政策干预下复杂系统的运行机制，以“道法自然”的传统智慧，尊重事物的内在客观自然规律，摒弃“人定胜天”式的盲目自信，既不要过度管理和过度问责导致躺平不作为，又不要妄作妄为；“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以谦逊审慎、客观辩证、科学合理的态度进行政策制定和评估，不断观察和把握客观情况的动态变化，及时调整平衡点，作出通变灵活的管理决策，避免僵化教条。

2. 方法升级：

构建“数模优化”科学决策方法

构建“数据-模型-优化”分析决策方法，这是实现科学精准决策的核心方法。以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权衡为例，可构建如下模型框架：

（1）第一步：目标与指标的数据体系。 建立融合经济（GDP、就业、创新）、环境（污染物浓度、生态价值、碳汇）、社会（健康、公众满意度）的综合评价数据指标体系。尝试用影子价格等方法对难以货币化的环境与健康价值进行合理估算。

（2）第二步：数据分析预测与决策建模。 整合宏观经济模型、环境排放模型、生态过程模型等，构建“环境-经济综合评估模型”。利用大数据和AI机器学习技术，精准刻画不同产业政策、环保投资与经济产出、环境质量间的复杂关联关系与决策模型。

（3）第三步：多目标优化与情景模拟。 将数据分析模型与多目标优化算法结合，输入不同的发展偏好（如侧重绿色转型或经济增长），自动化计算出所有可能的帕累托最优解（帕累托前沿）。进而模拟不同技术进步率、外部环境等情景下的最优策略选择与权衡，为决策者提供一套包含多种可能未来的“决策选项菜单”。

（4）第四步：可视化呈现与公众参与。 将抽象的帕累托前沿、权衡曲线通过数据可视化转化为直观图表。在重大决策前，将不同方案（如“高增长-中环保”与“中增长-高环保”；电动车“高安全-低实用”与“中安全-高实用”）及其结果向社会公开，引导公众理性讨论和价值选择，使最终决策不仅科学，而且民主、合法。

3. 制度措施：

完善激励与协同的决策生态

再好的理念和方法，也需要坚实的制度土壤和有效措施来提供保障。为此，建议构建以下制度与措施。

（1）强化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建立常态化的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制定科学精准化管理决策的政策措施与制度。推广“大部制”改革和多部门“一站式”协同决策服务，打破部门壁垒。任何重要政策出台前，由跨部门机构评估其与已有政策的协同性，防止“合成谬误”，避免单一部门不够全面合理的决策及其导致的“按下葫芦浮起瓢”的不良结果，甚至出现维护了单一部门的指标和利益，而伤害了其他重要指标与整体利益的现象。

（2）改革考核与问责制度：推动政府绩效评估从“单一指标”向综合发展质量考核转变，综合考量社会、经济、环境、创新、民生、风险防控等各项指标，要求决策者建立明确的多目标优化、统筹平衡的理念思维，力求避免“简单一刀切”“只顾其一，不顾其余”的极端化决策。系统性决策失衡和决策错误所造成的系统性损害和损失，会远超个体腐败。为此，建议建立重大决策责任追究及倒查机制，对那些因违背客观规律、搞“简单一刀切”而造成重大损失或风险的决策，严格追责并及时修正。

（3）建设政策模拟与决策工具平台：借鉴“政策实验室”概念，建设利用大数据、AI和复杂系统模型进行社会仿真实验的决策工具平台。允许在虚拟空间对重大政策的连锁效应和长期影响进行沙盘推演，提前识别风险，优化方案。构建基于真实世界数据的分析建模与帕累托多目标优化决策工具，增强管理者数据驱动、精准平衡的决策能力。

（4）促进数据开放与协同决策生态：统筹平衡、多目标优化决策需要融合多维度数据。当前国家推动的政务数据共享与“人工智能+政府治理”为此提供了契机。建议在保障安全前提下，推动政府与公共数据有序开放，构建科学精准化决策工具平台；学术界推进数据驱动多目标优化理论研究；社会与企业开展商业化决策分析工具研发；政府与社会智库运用模型评估公共政策，提供多元专业决策参考。以此形成“政、产、学、研、用”协同的决策支持生态。

从“允执厥中”的古训，到“统筹兼顾”的方略，再到“帕累托优化”的科学方法。在快速多变的当今世界，我们要以传统智慧与辩证思维为“道”，以系统理念与科学决策为“法”，以现实问题分析及决策工具为“术”，融古铄今，开创现代化的精准决策方法。

科学精准化管理决策对于中国与世界各层面发展意义重大。纵观古今中外，国家兴衰、朝代更迭，最关键因素往往在于重大领域的决策失衡，导致最终的衰亡。就中国历史而言，秦朝苛政与仁德失衡，元蒙扩张与稳定失衡，宋朝重文与抑武失衡，明朝君主专制与行政效率失衡，清朝封闭守成与开放变革失衡，逐步导致紊乱和内耗，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内忧外患之下走向衰亡。

当前，政府和全社会都在热切思考经济发展下滑的困境并寻找尽快恢复经济的良策。然而，个人认为，目前推出的不少政策措施固然有积极作用，但还缺少标本兼治之功，未能从根本上认识到，多年来诸多管理决策失衡累积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系统“熵增”与活力耗散，可能是造成当前经济严重下滑的主要因素。为此，要解决经济恢复和发展问题，需先解决诸多的管理决策失衡问题，实现多目标多要素的统筹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要秉持“开放宽松、宽严相济”的原则，尽快激发社会经济活力，让其回归宽松活跃和健康有序的状态。经济快速恢复了，就业和消费等许多派生问题将能迎刃而解。

坚持统筹平衡、科学精准化的管理决策，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深刻践行——因为人民的需求本就是多元、需要平衡兼顾的；它是对科学发展观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落实——因为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治理的本质就是要科学合理地应对系统性和复杂性；它更是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我们不仅珍视自身的传统智慧，更有能力将其与现代科学方法相融合，在继往开来中开创独特的善治之道。

中华几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智慧思想，是无尽宝藏，历久弥新。当我们面临问题困境时，皆可从中获得启示与指引。从自然生态到国家社会，从企业组织到个体健康，无一例外，都需遵从平衡哲学，以此推动自身的平衡和谐、生生不息与持续发展。

因此，面对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我们需要寻根中华文明的智慧，融合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在动态平衡中科学精准施策。唯此，我们才能驾驭时代的复杂性，推动我国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航道上行稳致远，最终实现社会经济长期繁荣稳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正平衡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