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声音 | 学会理事长沈坤荣：推动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经济发展的前瞻布局与科学指引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据时代特征与历史方位做出的战略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包含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在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和深刻把握经济规律基础上的重要理论创新，具有思想的引领性、理念的先进性和理论的科学性，不仅为我国在数智时代继续实现自身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也为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指明了可供选择的方向。《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什么是高质量发展、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国在新时代新征程、大国博弈新态势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前瞻布局、思想引领、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新征程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前瞻布局
新时代经济发展怎么看、怎么干，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前瞻布局、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从历史逻辑看，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适应发展阶段转变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的艰苦奋斗下，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我国已经具备开启新征程、实现更高奋斗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从国际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新兴经济体经济走势分化，逆全球化思潮兴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更加碎片化的国际市场和不可预测的贸易环境导致全球经贸格局加速演变。同时，地缘政治持续推进全球化重构，使得世界经济既面临各种旧冲突未解决带来的成本累积，又面临地缘政治冲突博弈格局不确定性带来的新冲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百年变局新进展和大国博弈新态势，需要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和大国博弈的物质基础，并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正确引领世界发展、惠及各国人民。
从国内看，经过长期高速增长，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面临越来越强的供给约束，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全面上升。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和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意味着更多低收入者成为中等收入者，新消费和中高端消费将逐渐成为大众消费。但是，关键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缺乏限制了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以及供给结构的优化调整，导致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产能并存，难以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和大数据等数智技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数智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数智技术作为典型的通用目的性技术，已经广泛渗透至经济社会各领域，引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的重大变革。一方面，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与应用，人工智能带来的“工具革命”和“决策革命”正在引领产业深刻变革，推动“互联网+”向“人工智能+”转变。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数智技术应用场景持续扩展，数据资源总量快速增长，数据正在成为新的生产要素。高质量发展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为抓手，能够充分发挥数智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降低要素投入，扩展可利用生产要素的范围，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持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立足新发展阶段，以高质量发展提升供给结构对有效需求的适配性，推动内需持续扩大、供给持续优化，实现供给和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才能适应科技新变化、人民新需要，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
（二）从现实逻辑看，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经过前期经济高速增长，我国总体上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不平衡不充分正是发展质量不高的体现。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着力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与“十四五”规划一脉相承，再次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要乘势而上，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不平衡不充分难题。与西方式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一方面，生产决定分配。当前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需要筑牢实体经济根基，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叠加的“并联式”发展过程中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高质量发展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战略目标，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速推进新时代“四化”同步发展，通过做大做好“蛋糕”创造破解不平衡不充分难题、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分配反作用于生产。高质量发展不仅意味着大幅提升经济效率、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还意味着持续优化完善分配制度体系和公共服务制度体系，通过切好分好“蛋糕”实现更加平衡、协调和公平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奠定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以文化为重要支点，通过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实现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共同繁荣，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不仅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可能走西方式现代化肆意掠夺自然资源、恶性破坏生态环境的老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高质量发展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作为价值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以高质量发展为契机，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在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才能最大程度避免能源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破坏等困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由此可见，高质量发展具有更强的均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牵动国际形势、影响国内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关税讹诈”威胁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引发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剧烈调整，导致我国继续发展的国际制约因素呈加大态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经历沟坎。高质量发展能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处理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一方面，体现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国际合作理念，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充分利用外部资源谋求自身发展；另一方面，坚持底线思维，通过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为科技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提供强大支撑，在发展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三）从理论逻辑看，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上升不是线性的，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紧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综合考虑国内外发展趋势和我国发展条件，科学设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体现了统筹质量与增长、兼顾当前与长远的深度考量。必须辩证看待经济发展“质”和“量”的内在联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展全过程。
一方面，质的有效提升为量的合理增长提供动力支撑。从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来看，依靠要素投入数量增加扩大经济发展规模的空间逐渐缩小，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是立足新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推动作为经济增长和就业收入基本依托的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使之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推动新旧发展动能平稳接续转换”。高质量发展要求量的合理增长必须建立在质的有效提升的基础之上，质的有效提升能够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与可持续性，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新旧动能转换，避免粗放型增长模式带来的结构性失衡，确保量的合理增长具备长期稳定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这意味着在现代化阶梯式递进中加快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破，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
另一方面，量的合理增长为质的有效提升创造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重要标志性指标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要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保持适当速度”。这一重大论断兼顾了设立合理经济增长目标的必要性和通过努力实现的可能性，为“十五五”时期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提供了明确依据。从发展规律看，世界一流企业和领先技术的培育需要依靠巨大的物质积累、市场容量和产业配套能力。我国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庞大市场规模、多元应用场景以及良好基础设施，为数智技术迭代、产业结构优化、需求结构改善和社会福利提升创造了前提条件。例如，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作为新时代的重大标志性工程，具有拉动投资大、带动产业链条长、吸纳就业多等特点，既有利于释放内需潜力、改善民生福祉，又通过清洁能源供给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重塑经济地理格局、优化生产力布局。
需要指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对于更好顺应数智技术革命新浪潮、更好应对外部环境新变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需要具有多重战略意义。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面临的外部风险空前上升，必须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坚持质量与增长并重，以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保持经济健康平稳发展，才能更有底气抵御冲击、应对考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新时代新征程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标识性概念的重要论述，系统阐释了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方位、指导原则、战略基点、内在要求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极大丰富了高质量发展的原创性理论体系，为深刻理解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提供了根本依据。我国经济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根据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原则，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一）指导原则：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2015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创新性提出树立和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科学把握了“增长与发展”“局部与整体”“发展与保护”“自身与世界”“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关系，系统回答了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始终无法解决的贫富分化、生态危机、经济依附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丰富和完善了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
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一是以创新为第一动力。科技创新在历次科技革命中均扮演了关键角色，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引致新兴产业发展和主导产业更替，而“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随着我国科技发展水平逼近世界技术前沿，“以市场换技术”等模仿型技术进步路径难以为继，部分关键核心领域的基础零部件和关键元器件严重依赖国外进口，“卡脖子”问题突出。立足新发展阶段，在创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强化自主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支撑，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能力。二是以协调为内生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情况下，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是要跑得快，但跑过一定路程后，就要注意调整关系，注重发展的整体效能，否则‘木桶效应’就会愈加显现，一系列社会矛盾会不断加深”。立足新发展阶段，在协调发展理念引领下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既要着力破解难题、补齐短板，也要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不断增强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三是以绿色为普遍形态。绿色发展理念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将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过程拓展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经济增长低碳化，实现绿色发展，是我们必须迈过去的一道坎”。立足新发展阶段，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以实现“双碳”目标为牵引，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四是以开放为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证明，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也需要中国，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优势，不仅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也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立足新发展阶段，在开放发展理念引领下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五是以共享为根本目的。共享发展牢牢把握“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导向，集中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新发展阶段，在共享发展理念引领下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以高质量发展支撑高水平民生，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新发展理念的科学指引下，我国经济沿着高质量发展航向乘风破浪、行稳致远，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整体来看，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道路，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 41 个工业大类、207 个工业中类、666 个工业小类的国家。2025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40.2 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 1.4 万美元，即将跨越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具体而言，我国创新发展活力更强，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部分核心技术实现突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 2012 年的第 34 位跃升至 2025 年的第 10 位；协调发展成效明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产业结构持续向中高端迈进，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显著提升；绿色发展取得重大突破，2012 年以来，我国以年均 3.4% 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 6.1% 的经济增长，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超过 35%，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开放发展水平持续提升，连续 9 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共建“一带一路”深入人心、成果丰硕，逐步形成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民生福祉显著改善，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居民生活品质稳步提高，社会和谐稳定基础不断巩固。
（二）战略基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国民经济循环涵盖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两部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面临不同的国内外环境和条件，需要处理好两者关系，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格局，确保经济循环畅通、持续发展。2020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发展阶段变化和经济发展长远目标作出的前瞻性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已成为今后一个较长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特别是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利用低成本要素的比较优势深度融入国际大循环。与此同时，作为后发经济体，依托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体系、提升国内生产能力，往往会陷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低端锁定”，导致国内市场分割和要素资源循环不畅、居民劳动收入份额不高、内部需求不足等结构性失衡问题，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制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外部需求和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内需成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基于这些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我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而超大规模经济体可以也必须内部可循环”。大国经济具有以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的独特优势，主要发达国家均拥有强大国内市场。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拥有 14 亿多人口和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国内市场主导经济循环的特征更加明显。因此，经济发展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既是顺应国际形势变化的客观要求，又是激活大国经济潜能的必然选择。
立足新发展阶段、促进高质量国内大循环，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着眼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中的体制机制建构，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无阻。从生产过程看，要更有针对性地加快补上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弱项，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从分配过程看，要建立健全系统协调的分配机制，发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从交换过程看，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之上，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重点，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动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建设用地市场，健全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主有序流动；从消费过程看，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尤其是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居民消费意愿。
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增强发展安全性和稳定性的同时，还需要提升对国际循环的吸引力、推动力。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途径。要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数据、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在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中自由流动，为不确定的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更强大的确定性力量。
（三）内在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时首次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始终强调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生产力的质态随着科技革命的推进而演变，需要科学把握不同时期生产力的内涵和形式。例如，蒸汽机的发明带来发动机的革命，使人工逐渐被机器替代，“正是工具机的创造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而只是作为动力作用于工具机，人的肌肉充当动力的现象就成为偶然的了，人就可以被风、水、蒸汽等等代替了”；电力技术革命推动动力装置从蒸汽机向电动机转变；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自 21 世纪以来，数智技术展现出显著的渗透融合、迭代更新、协同增效和创新引领等特性，深度整合于社会生产的全流程，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并孕育出全新的产业形态、市场模式及商业生态，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数智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高度概括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和方向，反映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生产力质态跃迁，体现了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规律。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质态，在反映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同时，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提升发展质量，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从发展方式看，新质生产力依靠创新驱动、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摆脱了传统依赖资源要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能够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效率变革；从发展动力看，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的主导力量与牵引作用，推动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扩散、渗透、融合，引领生产主体、生产工具、生产对象和生产方式深刻变革，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的根本性变革；从发展质量看，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迭代和供给升级创造更高品质、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在数智时代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需要把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探索重塑经济发展动能的新路径。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一定的产业基础、要素禀赋等条件，只有坚持科学理性、因地制宜，避免一哄而上、一哄而散，警惕模式趋同、简单复制，才能走出一条符合地方特色、发挥各地比较优势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之路。
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发展命题，需要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生产力质态跃迁；也是改革命题，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建议》的说明中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最重要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世界科技革命史表明，从机械化到电气化再到信息化，历次科技革命在“创造性破坏”过程中加速生产力的“质变”并开启经济长周期，促进了全球经济版图的重塑和经济强国的崛起。因此，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科学遵循和丰富发展，又是我国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和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迫切要求，更是在数智时代开启新一轮经济长周期的战略选择。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坚决破除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完善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且反作用于生产力。为了顺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指引
回答了什么是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还要解决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产业载体、制度保障和初心使命，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顺应数智时代发展潮流、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加强原始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构筑动力源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主要载体；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制度基础；增进民生福祉，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一）加强原始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构筑动力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科技自立自强是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关键所在。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球竞争中，以半导体、通信、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成为大国科技博弈的重要阵地，而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的关键在于强化原始创新导向。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把加强原始创新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世界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
第一，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进入数智时代，科技创新活动的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特征日益显现，形成科技治理难题。为此，需要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取得更多“从 0 到 1”的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一方面，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高效配置科技创新资源。要加强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体系化布局，推动科技支出向基础研究倾斜，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性支持相结合的投入机制，完善重大新型科技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供给能力。要立足重大科研任务，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支撑作用，构建多方协同的创新联合攻关机制，提高重大科技创新攻关效率。要加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创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另一方面，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创新创造动力活力。科技创新体制深刻影响着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原创性、突破性科技成果的产出水平。当前，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在基础研究组织模式、企业创新主体培育机制、成果转化促进体系、创新要素配置方式、科研评价监督制度以及创新政策引导体系等关键环节还存在堵点卡点，需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区域科技创新布局、改进科技计划管理、深化科技评价改革、优化科研诚信环境，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
第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纵观工业革命史，科技革命引发产业变革，而产业变革反过来促进科技蓬勃发展和大规模应用。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关键时期，只有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才能推动传统产业焕新、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加快重大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一是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要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构建融通发展的创新生态。针对科研成果孵化服务能力不足的关键问题，要重点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推动实验室成果从“纸面”走向“地面”。要大力发展“耐心资本”，建立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提供金融支撑。二是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要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培育专业化、高素质的技术经理人队伍，支持技术交易服务机构发展壮大，持续提升成果评估、供需对接、价值实现等全过程服务能力。要完善科研人员的创新成果奖励机制，探索成果转化收益激励、自主创业等模式，加快推动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运用。三是充分发挥场景对促进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商业化应用的重要牵引作用。要强化典型应用场景的示范效应，加快场景资源开放、商业模式探索，加大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力度，推动新场景加速涌现和大规模应用。
第三，打造世界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世界科学中心的兴起总是伴随教育兴隆期的出现和高级科学家群体的流动，其背后起关键作用的是高质量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和空前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的文化氛围。无论是基于发明专利、科学论文、顶尖人才等核心要素量化比较，还是通过构建多维、多要素的科学指标体系进行评价，我国已经具备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潜力。抢抓世界科学中心向我国转移的时代机遇，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需要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形成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一方面，搭建匹配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的人力资本积累体系。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领域、前沿交叉学科的发展，动态调整高等教育专业和资源结构布局，深入推进“双一流”高校和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要围绕创新链、产业链搭建适配的人才链，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培养造就更多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不断提升人岗匹配效率。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改革人才评价标准，构建突出创新价值、实际贡献的科学评价体系；优化人才激励机制，赋予用人单位更大自主权，提升人才服务保障水平，为科研人员创造潜心研究的制度环境；创新人才流动机制，破除体制壁垒和身份限制，促进人才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科技进步是世界性、时代性课题，越是面临封锁打压，越要敞开胸怀、打开大门，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度参与和引领全球科技治理，在开放合作中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强化中心城市和重点城市群在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营造集聚世界一流科技人才的制度环境，培育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科研生态，支持能够解决科研难题、提高科研组织效率的改革探索，不断催生科学新思想、科研新热潮。要优化升级国际科技合作网络，搭建高水平国际联合实验室与人才交流平台，吸引海外顶尖科学家参与大科学装置建设，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科技创新共同体。
（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主要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产业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而加快完善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作用。
第一，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面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需要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优势，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推动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一方面，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新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重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步伐，推动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经济发展质效显著提升。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处理好短期稳增长与长期增潜力的关系、减少资源配置扭曲与创新驱动的关系，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整体效应。要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着力突破制约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关键瓶颈，通过构建“链长+链主+链创”协同机制系统推进产业链强链、固链、补链、延链，增强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要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加大对传统企业智能化改造的政策支持；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效率，扩大绿电应用，促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要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城市群和都市圈协调机制，促进重点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另一方面，全方位扩大内需，以高品质需求牵引新供给。尽快形成完整内需体系，有效释放内需潜力，关系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一是强化“两重”项目、“两新”政策的引导作用。2024 年以来，“两重”项目、“两新”政策逐步实施，不仅在短期内显著扩大了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而且为长远发展提供了战略支撑。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进一步扩大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以及对“两重”项目、“两新”政策的支持范围，提高财政政策精准性和执行效率；注重投资环境建设，健全政府投资长效带动社会投资体制机制，形成良好投资预期，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更好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要以“两重”项目、“两新”政策资金使用为抓手，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大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培育、城市更新等新型城镇化重点领域投入；以“千万工程”科学经验为引领，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短板，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二是培育壮大新型消费。要顺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和新型消费发展规律，推动新型消费快速增长，持续释放消费潜能。在“消费什么”环节，以质量强国、品牌强国建设为牵引，适配人民更高品质生活需要，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等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新优势，增加品质卓越、品位雅致、品牌一流的产品与服务供给，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充分发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对新型消费的引领作用，推动各类服务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培育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在“谁消费”环节，围绕不同群体的消费偏好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改善消费环境、优化消费体验，进一步激发消费意愿、提升消费层级。
第二，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进入数智时代，产业边界不断被打破，产业功能趋于融合，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再是若干产业门类的简单组合，而是内部有机联系、功能互补的复杂系统。实数融合通过数据要素利用、数智技术赋能和网络效应发挥等形式，推动产业向智能化转型、绿色化升级、融合化创新等方向发展，持续提升产业体系的完备程度、技术领先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目前，实数融合面临“数字鸿沟”仍在扩大、关键核心数智技术受制于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尚未形成等现实障碍。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作为微观主体的实体经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缺乏良好预期，在推动数智化转型等实数融合的具体实践时“不敢转”“不愿转”“不会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数智技术供给水平提升、数据要素市场构建及产业互联网平台发展，并进一步影响实数融合发展水平。为了提升实体企业的实数融合参与度，一是充分考虑实体经济中企业涉及行业领域广泛、企业间存在显著差异、企业所处发展阶段相对多元等特点，考虑企业在进行实数融合转型决策时所面临的现实条件与制约因素，因地制宜、分类推进，推动实体经济企业在实数融合过程中形成良好预期并真正从中受益。二是构建数据要素与数智技术协同驱动的创新发展格局，重点支持国有企业和平台型龙头企业率先推进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并通过数据资源共享、技术平台开放、创新成果转化以及人才培育交流等方式赋能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协同发展。三是以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为重点，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制度体系，加快数据确权、数据定价、数据分类利用步伐，推动企业间数据的可访问、可流通和可交易，打破企业间的“数据孤岛”。
第三，发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作用。根据技术—经济范式的理论框架，基础设施是工业革命中有关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进入数智经济时代，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连接更加紧密，渗透更加深入，融合更加全面，不可分性进一步增强，在构建过程中往往遇到“市场失灵”的困境，需要提供相应的新型“公共品”，即新型基础设施作为底层支撑和先行条件。新型基础设施种类多样，不同类型设施发展阶段不同、属性特点不同，要基于“因类施策，分类指导”原则，强化创新基础设施，提升国家整体创新效能；布局算网基础设施，实现要素创新性配置；构筑融合基础设施，加快产业深度互动。
（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回顾过去，我国之所以创造了“两大奇迹”，根本动因在于改革开放。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改革开放的关键一招作用，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
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必须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加快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市场竞争环境持续优化，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健全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规则，统一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市场准入、社会信用、质量标准等市场基础制度；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提升市场设施联通水平，打通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统一市场基础设施；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统一政府行为尺度；明确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统一市场监管执法标准和程序。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大国发展道路的关键在于分权，科学高效的政府治理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的重要保障。在中央政府强有力的统一领导下，地方政府充分展示自主探索的能动性，通过地区竞争机制有效矫正市场失灵，显著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推进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与宏观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要坚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完善国家发展规划战略体系，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增强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健全部门协调配合机制；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尊重实践、尊重创造，推动基层探索从试点先行到形成经验再到上升为制度性成果，进一步激发全面深化改革的“两个积极性”。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科学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政事权，根据政府间的财政事权划分合理确定财政支出责任，提升政府间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的程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央地财政关系；健全地方税体系，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严肃财经纪律，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近年来，伴随着全球经济低迷的客观走向、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发展以及国家间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国际贸易呈现逆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国际经贸规则从“边境间”开放转向“边境内”开放，从传统的市场准入议题逐步拓展至劳工权益保障、生态环境治理、知识产权保护等可持续发展维度。为此，需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第一，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国际循环。制度型开放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要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的引领示范作用，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要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深化外贸、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扩大单边开放领域和区域，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第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增强经济发展潜力和世界经济韧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深化全方位合作的重要平台，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在推进该倡议实施过程中，中国政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助力参与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全球经贸合作新模式，形成了一系列全球治理公共产品，为相关国家带来了可观的发展效益。要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加强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强化合作规划统筹管理，不断提升该倡议在全球治理中的规则制定能力与价值引领作用。要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务实合作、拓展合作新空间，完善多元化、可持续、风险可控的投融资体系。要提升中欧（亚）班列发展水平，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强海外利益保护。第三，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变革，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进入数智时代，数智技术创新发展带来了网络空间治理、数字领域主权界定、跨境数据监管等治理挑战。在此背景下，要全面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国际经贸规则调整和全球治理议题磋商，特别是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完善多边治理框架，以中国规则国际化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
（四）增进民生福祉，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大“投资于人”力度，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第一，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就业是民生之本。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不断促进就业量的扩大和质的提升”。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既是整个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枢纽所在，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所在，更是万千劳动者及其家庭生存和发展的保障所在。与此同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面临周期性冲击与结构性矛盾叠加、劳动力市场分割制约结构优化、劳动关系快速变革加大劳动保障难度等主要挑战。为此，要突出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创造更加良好的就业和劳动条件，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是支持经营主体稳岗扩岗，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经营主体，在创新体系构建、就业机会创造和社会福利提升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受美国单方面关税政策的影响，涉美出口企业生产经营和稳岗用工面临较大挑战，并沿着外贸产业链向上下游配套企业蔓延。为了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影响，需要以支持经营主体稳岗扩岗为抓手，建立援企稳岗常态化机制，落实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吸纳就业补贴、重点群体税收优惠等政策。针对美国加征关税受影响企业，要坚持常规、超常规并举，突出供需两端发力，用好用足存量政策、迅速推出增量政策、提前研究储备政策，更大力度减负稳岗扩岗。二是把握好科技创新和稳定就业的平衡点，积极顺应增长动能切换。历史经验表明，历次科技革命在引起生产力变革的同时，也孕育着“技术性失业”的新机制。在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驱动下，产业形态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引致的“就业极化”“就业替代”“就业互补”等现象不断出现，可能会加剧就业结构不平衡问题。特别地，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趋势正在深刻影响传统的生产方式，通过“机器换人”等方式进一步减少了对于执行常规性、重复性、标准化工作任务的中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自动化技术与人工智能应用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显著的结构性影响，导致常规性、程序化工种岗位数量缩减，并推动人工智能算法、大模型研发等高技能岗位需求激增，呈现典型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特征。基于经济长周期视角，必须处理好增长动能切换带来的结构性就业矛盾，着力打造就业友好型产业。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就业扩容提质相协调，完善就业影响评估和监测预警机制，把岗位创造和失业风险评估纳入重大政策制定、重大项目确定、重大生产力布局全过程。要完善劳动者技能培训体系，建立多元化的培训经费投入和保障机制，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保持技术替代劳动力速度与培训劳动者能力速度同步。三是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努力拓展就业增长空间。在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数智技术与传统产业加速融合的背景下，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共享经济等创新业态蓬勃发展，孕育出众多新兴职业类别和新就业形态岗位。数智技术正在重塑劳动就业范式，基于互联网平台的远程工作模式推动弹性就业机制日趋完善，进而引发雇佣关系的系统性变革。要辩证看待数智技术创新发展造成的就业冲击，积极适应数智时代就业新变革、新趋势。一方面，抓住新机遇，扩展数智技术的应用场景和覆盖范围，激发数智技术的岗位创造效应；提高大数据平台资源配置效率，带动就业质量提升，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另一方面，应对新挑战，构建面向新就业形态的就业保障制度，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体系，积极推进新就业形态领域的立法与劳动争议调处等工作，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建立与新就业群体劳动强度相匹配的收入分配机制。
第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改善收入分配不仅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而且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能够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和消费、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之间的对立，彰显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一是建立公平合理、兼顾效率的初次分配制度。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初次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特别地，面对数智时代分配困境，要着力构建“技术向善、就业优先、成果共享”的系统性治理框架，形成“劳动生产率增进—居民实际工资增加—企业利润率提升”的平衡增长机制，将数智技术带来的生产率大跃升转化为全民福祉。二是进一步优化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缩小城乡、区域、行业间收入差距。三是探索公益慈善活动的有效实现形式，形成更加多元的第三次分配机制。
第三，加大“投资于人”力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中，大规模物质资本积累有力推动了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人力资本投资与公共服务供给长期处于相对不足的状态，存在大量公共投资缺口。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居民收入水平增加，社会对文化教育和公共福利的需求不断扩大，社会性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应当呈现规律性增长。为此，需要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推动财政资源向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等“以人为本”领域倾斜，促进高速度物质财富积累转向高水平民生福利提升。一方面，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制定促进生育政策，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务，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和优质高校本科招生规模；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要建立健全与常住人口规模相适应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增强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普惠性，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另一方面，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要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逐步解决群体“漏保”“脱保”“断保”问题。要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有效提升救助覆盖面和精准度，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